“在场”不只是记者的事

□ 李强
　　记者节前后，“在场”成为讨论热词之一。这说明，即便人们已习惯互联网时代在线的“键对键”，依然看重现场的“点对点”“面对面”。新闻在一个个现场发生，现场在哪里，记者就应奔赴哪里。公共治理中的责任，也不能在需要“进场”时缺席。
　　我们从不怀疑记者对“在场”的执守。朝鲜战场上，魏巍一字一句记下战士的谈话，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一行人七访兰考，在老乡炕头听到焦裕禄的故事，写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九八抗洪，记者站在决口的大堤上播报；汶川地震，记者徒步进入孤岛般的映秀镇。一代代记者把“在场”转化为硬扎的“脚力”，看得见，也摸得着。
　　职业使命有召唤，职业道德有规范，常态化教育有要求，新闻奖评审有标准，考核机制有导向……所有这些，让记者的“在场”更具象。刚刚被授予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周东感言：“好的故事，从来不在办公室里，而是在泥泞的湖边，在偏远的孤岛，在每一个普通人最滚烫的生活里。”“在场”，向更多地带、更广空间延伸的关键，取决于“哪里有新闻”。
　　对媒体人而言，“在场”是职责所在，相信鲜有记者会把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拿来说道、求赞。问题是，当我们依然力挺“在场”时，是否想过，记者的有些“在场”其实并不轻松。
　　不久前，时代周报记者就深圳易慕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致电该公司董事，得到“滚开，烦不烦啊”这样的回应。新闻当事人拒绝回应本身，就是对记者“在场”的第一道阻挠。连电话里的基本沟通都不愿完成，实地采访的阻力可想而知。
　　“很多人问我，在基层做舆论监督，难吗？难！很难！”江苏省如皋市融媒体中心倪楠是第十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十佳选手。她这句“难！很难！”的感慨，道出舆论监督中记者“在场”时常遭遇的巨大阻力。试想，人家正在干一些见不得人、怕见光的事，记者要去曝他们的光，谁会答应？舆论监督的“在场”若没有制度性保护，单靠记者“硬扛”，“在场”就可能变成“冒险”。
　　还有一道难关——在熟人社会、固有治理框架下，如何守住内心的公平正义，守住新闻人的底线。熟人说情，太多人不想你“在场”，劝你早点“离场”，有关方面又不及时“进场”，难不难？
　　说到这，有个问题必须讨论清楚：“在场”只是媒体人的事吗？显然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这些耳熟能详的金句，不都是在强调人人的“在场”吗？记者监督的好多问题看似复杂曲折，解决之道又似乎简单明了，很多时候就在于相关职能部门愿不愿意多出来“走几步”。
　　当我们感动于“你看到的每条新闻，都有人替你抵达过现场”，并期盼“在场”时时在线时，也要扪心自问：记者该在场时，在场了吗？职能部门该进场时，进场了吗？每个人都该在场时，我在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