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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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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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偷窥你孩子的信息?
——揭开非法买卖未成年人信息黑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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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审判庭。
屏幕里被告席上,刘辉(化名)埋着头。整个宣判过程中,他几乎不敢抬头。只有在审判长问话时,他才抬头低声应答,声音小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没有。”
2024年7月至10月短短三个月期间,刘辉像卖白菜一样,将一万余条中小学生个人信息(含孩子姓名、学校、年级、班级及父母姓名、电话),以每条0.2元至0.25元的价格卖给培训机构,他获利4000元。
4000元,大概能买一部好一点的手机,或者一台电脑。而这一万余条信息背后,可能是一万个孩子、一万个家庭。
孩子信息1角1条甚至能按需定制筛选
“你从谁那里买的这些信息?”庭审现场,审判员问。
“一个叫李某的。”刘辉声音有些发虚。
“什么价格?”
“1角钱1条。”
“你卖给下家多少钱?”
“两角,或者两角五。”
一角钱进,两角钱出。一个孩子的信息就这样被卖了出去。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交易的细节。刘辉并非随手打包数据,而是根据培训机构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筛选”——按学区、年龄、年级、甚至学科偏好,像筛豆子一样把孩子们分门别类。
“这家机器人编程机构要的是小学生,那家培训机构要的是住某片区的初二学生……”在庭前供述中,刘辉描述自己的“业务流程”时,语气寻常得像在说今天菜市场进了什么菜。
审判员追问了一个细节:“你知道这些信息是怎么来的吗?”
刘辉沉默了几秒,摇了摇头:“不知道,我也没问。”
刘辉为这4000元利润付出的代价,除了刑事判决中的刑罚,还有公益诉讼的追责。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市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一纸判决给出了这起贩卖行为应有的责任。
专拍家长车牌查出家长信息再转卖
如果说成都这起案件是一个“批发式”地下数据交易市场,那么发生在上海的另一起案件,则揭示了另一条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零售式”信息窃取路径。
在上海宝山,有人长期蹲守在几所学校门口,目标不是孩子,而是接送孩子的车。他们暗中拍摄车牌,然后打包发给一个叫“王某”的信息中介。王某通过非法渠道,以20元一条的成本查询出车主的姓名和手机号,再以25元一条的价格卖给培训学校。
连车牌这种暴露在公共空间、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都能被变现。在这过程中,培训学校能“精准获客”,王某轻松赚取差价,唯独毫不知情的家长们,开始接到一个个推销电话——“张爸爸您好,我们这边有个特别适合他的编程课……”
上海的王某案,与成都的刘辉案,手法不同,但内核惊人一致: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把孩子的信息当成了可以反复切割、反复叫卖的“数字资产”。
保护未成年人信息应全社会共同发力
两起案件的可怕之处,不只是信息被泄露本身。法官在判决书中的一段话清晰地回答了“为什么贩卖孩子的信息,性质尤其恶劣”这一问题:学校、年级、班级信息构成未成年人在特定时空坐标下的数字学籍档案,与姓名结合后,可将特定未成年人从社会群体中精准剥离,形成完整的个体画像,使接收方可精确锁定未成年人的日常活动轨迹。
这意味着,当培训机构拿到“某小学三年级二班某同学,父亲电话……”这条信息时,他们不仅获得了一个推销目标,更掌握了一个孩子清晰的活动地图。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非法交易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不仅污染了健康的数字生态环境,更向社会传递了‘未成年人信息可以商品化’的错误信号,严重侵蚀社会诚信体系和道德底线。”成都互联网法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引起全社会的警觉,保护未成年人,不只是法院和警察的事。每一个掌握数据的机构、每一家做生意的公司、每一个可能接触到孩子信息的成年人,都应该问自己一句——我守住了吗?
法庭的判决已经落下帷幕,但对未成年人数字安全的守护,才刚刚开始。
记 者 手 记
走出法院时,成都的天空阳光正好。
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最近几天接到的标记为“骚扰电话”的未接来电——7个。其中有4个据说是教育机构打来的。我的孩子还小,但我不知道孩子的名字、我的手机号,是否也已经在某个数据库里,被标注了价格。
每个家长都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但在我们看不见的数字暗处,有人正在把这些“一切”打包、标价、出售。
我们教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陌生人的电话,却精准地打到了父母的手机上。
我们教孩子保护自己的隐私,但他们的信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采集、被贩卖、被用于各种他们无法选择的用途。
距离“六一”儿童节越来越近,当我们为孩子准备礼物时,或许还可以多做几件事:查一查手机骚扰拦截记录,问一问孩子是否给陌生人填过个人信息,看一看手机App的权限申请清单。然后,认真地想一想:我们的孩子,配得上一份怎样的“数字安全”?
这份“礼物”,不需要花一分钱,却需要全社会用法律、用技术、用良知,一起去守护。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欣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