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估值207万元古树的16年追问

“祖辈种的”树 继承人如何证明所有权

当事人提供了古树在儋州东坡书院的照片 图据封面新闻

纠纷
　　2010年11月19日，案涉古树被盗。公安局将古树作为被盗财物予以扣押，并移交县林业局代管。后古树被林业局赠与儋州中和镇东坡书院。村民多次起诉要回古树，被法院驳回
说法
　　司法认定需要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树木系祖辈在特定地块上人工栽种的证明、家族世代管护的事实记录、通过继承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的凭证
指南
　　本案再审申请已被高院驳回，普通诉讼救济路径基本穷尽。当事人仍可通过检察监督渠道维权，向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由检察机关审查生效裁判是否存在法定错误情形

　　一棵估价207万元的百年重阳树，从海南的村头被盗挖，被警方扣押，又被林业局代管，最终落脚在儋州东坡书院。时隔16年，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力吉村村民符彩轮仍在主张，自己对祖父栽种的一棵百年重阳树享有所有权。
　　事件经网络传播后引发广泛舆论讨论，网友围绕古树权属认定、扣押处置流程、行政程序合法性等问题展开热议。7月30日，白沙县林业局发布通报，称已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复盘核查。

事件回顾
一棵百年古树的扣押、消失与转赠
　　据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力吉村村民符彩轮讲述，2010年11月19日夜，多人携带电锯来到力吉村村民符国荣（已故）承包地，将一棵直径1.3米、高十余米的百年重阳树盗挖出土，截去枝干后装车企图偷运，被早起割胶的叔父符国光发现并报警。同年11月24日，白沙县森林公安局将该重阳树作为被盗财物予以扣押，为保障树木成活，移交县林业局种植于牙叉镇芳香苗圃内保管。
　　此后，符彩轮、符国光多次要求归还，均遭拒绝。符彩轮称，2012年4月前，她和家人还曾多次到苗圃看望该树并拍照留念，“后来发现古树不见了，原地变成了一棵小重阳树。向森林公安局询问，被告知树已干枯死亡”。直到2016年，她才得知：这棵树早在2012年就被白沙县林业局“集体决定”赠给了儋州中和镇东坡书院。
　　“如果不是我们家的树，发现重阳树被盗时，我们全家何必主动拦截制止、报警维权？”符彩轮拿着当地村委会、村民小组及50余名村民签字捺印的多份证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申诉。此外，一份评估报告显示，该古树评估价值为207万元。
　　但她很快发现，在法庭上，“祖辈种的”四个字，并不等同于法律认可的权属依据。
　　2012年，白沙县法院的一份行政裁定书显示，符国光和符亚可（符彩轮父亲，已故）未能证明该重阳古树归其所有。2024年、2025年的两份民事裁定书，均裁定驳回了符国光、符彩轮的起诉。2025年6月，海南高院作出最终裁定：案涉重阳古树树龄逾百年，并非由符国光、符彩轮种植，且二人未能提供证据显示其通过继承、买卖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因其不能证明与涉案树木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故驳回再审申请。

古树权属
私产还是公物？法律只认证据
　　符彩轮始终认为，这棵树是她家的。该树系祖父所植，历来由她家管理守护，这是村里人尽皆知的事。白沙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在7月28日回应媒体采访时称，关于该古树的所有权争议，“法院已有裁判结果”。
　　“在村里能当理讲的事，在法庭上需要证据支撑。”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何金华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进一步分析，此案的症结全在举证。如果古树种植在国有荒地或权属不明的土地上，在村民拿不出任何书面权属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只能适用“无主物归国家”或“土地吸附地上物”的裁判逻辑。“这不是说‘地是国有，地上的古树就一定是国有’，”邢连超强调，“而是在证据缺失时，法律只能这样推定。”
　　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被法院采信？何金华解释，司法认定需要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树木系祖辈在特定地块上人工栽种的证明、家族世代管护的事实记录、通过继承或赠与等方式取得所有权的凭证。
　　2025年3月15日施行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为本案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维度。该条例明确，古树实行分级保护、优先原地保护，但同时划出底线：私人、集体所有的古树，所有权依法受到保护；若因公共利益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换言之，古树不会因“上了保护名录”就自动“公有化”。
　　符家的困境折射出一个普遍难题：大量祖传林木历经数十年土地政策变迁，从未换发林权证，形成“有树无证”的普遍困局。林业“三定”底册、历史地契等原始凭证的流失，让许多在乡村世代公认的权属事实，在法律审查面前变成了“无凭无据”的口头叙述。
　　何金华表示，海南高院的最终裁定本质上是一个程序性驳回，法院并未进入实体审理，未曾对古树所有权归属作出终局认定，也从未断言这棵树属于国家或林业局。法院只是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认定因符家人不能证明与涉案树木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权属的实质问题，自始至终悬而未决。

涉案财物处置
林业局代管变转赠，谁给的权力？
　　如果说权属争议尚属“举证难”的法律技术问题，那么林业局对扣押财物的处置方式，则触碰了行政程序的底线。
　　扣押不等于没收。公安机关因刑事侦查扣押涉案财物，性质是证据保全，而非所有权变更。根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公安机关管理涉案财物“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涉案财物”。公安机关扣押涉案财物后，应依法妥善保管，在案件终结后依法处理——或返还权利人，或随案移送，或依法上缴国库。
　　林业局在该案中的法律身份是保管人——受森林公安委托代为种植养护，而非处置权人，其权限仅限于“妥善保管、养护”，无权将代管的涉案财物对外转赠。两名律师指出，擅自将代管财物转赠他人，超出了保管人的法定职权范围，涉嫌违法。
　　更值得推敲的是时间线：2010年11月古树被扣押，2012年5月古树被林业局“集体决定”赠与，而此时案件尚未结案。在权属争议未消、刑事程序未终的情况下，一件涉案物证就这样被“处理”掉了。
　　白沙县林业局在信访答复中称，赠与系应儋州市中和镇政府“多方探寻”后的请求作出，旨在支持东坡书院绿化建设。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处分行为在法律上都存在程序瑕疵。
　　这也正是舆论反应最为激烈的焦点。不少网友质问：如果涉案财物可以这样“集体决定”就送人，那法律关于扣押返还的规定还有什么意义？涉案财物处置的公示程序在哪里？权利人知情权如何保障？这些追问，指向的正是行政权力行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代管不是拥有。2026年7月30日，白沙县林业局发布通报，已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复盘核查。

“乡土维权”指南
“乡土事实”需要完整证据支撑
　　符彩轮的遭遇并非孤例，这暴露了农村财产确权中一个结构性的困境：乡土社会的事实认定逻辑，与司法程序的证据要求之间存在认知断层。
　　面对这样的困境，两名律师给出了务实的建议。第一，系统收集历史权属证据。包括历史地契、林业“三定”底册、族谱记载、村邻证言（最好形成书面材料并签名按手印）、家族世代管护的影像或书信记录，力求形成一条可追溯的证据链。第二，通过信访、申诉渠道主张行政程序违法。若权属暂无法通过诉讼确认，可针对行政机关违规处置涉案财物的行为提起行政申诉，推动监督机制介入，追究相关主体的程序违法责任。第三，正视诉讼程序的终局性。本案再审申请已被高院驳回，普通诉讼救济路径基本穷尽。当事人仍可通过检察监督渠道维权，向同级或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由检察机关审查生效裁判是否存在法定错误情形。
　　同一棵重阳树，在力吉村承包地时是私产，在芳香苗圃时是物证，在东坡书院时是景观。三重身份的切换，折射的并非某个环节的单方恶意，而是财产确权、行政程序与乡土记忆在现实中交织出的复杂困境。
　　如今，白沙县林业局的专项核查正在进行。答案，还需要时间给出。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周靖 徐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