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做不了的事，司法社工为什么能做？

成都未检引入司法社工的十年

　　“为什么启用司法社工？”记者在成都市检察机关采访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时提出这个问题，从检察官口中得到了朴素的回答，“因为有些事，我们做不了”。一位检察官说，她曾试着去做社会调查，但穿着制服去家访，会给当事人带来莫名的压力。另一位检察官说，案卷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当事人偷了什么、怎么偷的，但是没有写“他为什么偷，他有其他选择吗”，他们困惑这些十几岁的少年在此按下暂停键后怎么去重启人生，一直在思考谁可以来帮忙。
　　这就是成都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成都未检）探索司法社工介入的起点——一个“管不了”的困境。案子可以办结，但未成年人走出检察院的门，往哪走，谁接着管？检察官给不出答案。为了找这个答案，他们用了十年。

第一个探索：一双不一样的“眼睛”
　　未检工作最初的问题，是“看不清”。案卷可以写清“他犯了什么罪”，但写不清“他为什么犯罪”。而如果不了解后者，所有的处理决定，都像是在黑夜里走路。
　　成都市锦江区检察院检察官任玉龙从事未检工作四年。他告诉记者，为了扫清黑
　　夜里的障碍，他们需要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全方位调查——了解他们这十几年的人生中哪里出了问题，分析犯罪原因，进而评估再犯风险，最终决定是起诉还是不起诉。
　　从事未检工作需要一双不一样的“眼睛”——能走进家庭、走进社区、走进学校，看见案卷之外那个完整的人。但这双眼睛，不能是检察官自己：一来没有精力，二来没有专业能力。
　　成都未检的第一次探索由此开始。2015年7月，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找到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直接引入专业司法社工，试点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与监督考察。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没有统一规范，各家检察院自己摸索。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从上至下的指导呢？三年后，2018年，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会签《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提到建设专业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协助开展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等工作。2023年3月，《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发布，作为首项国家标准，该规范明确了司法社工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职责、服务内容与质量标准。
　　从“有没有司法社工”到“用什么样的司法社工”，机制开始托底。而成都未检，早已先行探索了好几年。
　　今年5月13日，记者跟随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司法社工胡婷婷，去做一名参与聚众斗殴的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早上9点半，涉罪未成年人的母亲在小区门口迎接，“我们家娃娃平时真的很乖很听话，就是啥都不懂。”那“他为什么会犯罪”的疑惑，在记者心中更重了。
　　随着胡婷婷走访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及其亲友，这名17岁少年的人生画像渐渐清晰：性格内向，父母忙于生计，从职高辍学后无所事事。这些东西，正是成都未检一直在找的。这份画像，检察官画不出来，但司法社工可以。这就是那双“眼睛”。

第二个作用：一双托住少年的“手”
　　看清了“人”，下一步就是怎么“拉一把”。这就涉及司法社工的另一个核心作用——帮教。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推行后，涉罪未成年人有6个月至1年的帮教考察期，检察官需要定期了解他们在接受帮教后的学习、生活和思想认识等情况。
　　成都市青羊区检察院的未检检察官陈袁坦言，这事挺难，因为检察官不是老师，也不是心理咨询师，更不可能几个月里持续跟踪一个人的生活，因此，人格的重塑需要一个帮手。
　　司法社工进来了。帮教不再是签字，而是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方案、一次次有针对性的谈话、一场场精心设计的活动。
　　今年5月8日，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帮教活动，联系烘焙学校让十来个少年体验做糕点。活动结束后，司法社工把少年们分散开，一对一谈话。有人聊家常，递上自己做的牛肉饼；有人做普法测试，故意板着脸；有人打开电脑，陪着一起做简历。记者很意外：原来帮教没有统一模板。这恰恰是未检找到的答案——每个少年缺的东西不一样，司法社工给的东西就不一样。
　　小奇（化名），16岁，因盗窃被附条件不起诉。司法社工接案后发现，他存在认知严重外归因、职高辍学后每份工作都干不长、家庭关系长期破裂、父母回来后只会指责等问题。但司法社工也看到了另一面：他对当厨师有兴趣，曾在火锅店后厨干过，定的切菜标准还被门店采纳。司法社工以此为锚点，设计了五阶段生涯规划，并把父母拉进亲职教育小组。母亲渐渐从指责变成支持。6个月考察期结束后，检察院对小奇作出不起诉决定。如今，小奇在一家餐饮企业工作。
　　小兰（化名），16岁，中专肄业，涉嫌抢劫。她的人生脱轨始于糟糕的友谊——为“图好玩”参与抢劫，犯事后还想替人顶罪。司法社工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安排她参加法律小组，让她自己讲出“共同犯罪”意味着什么，她才明白替人顶罪不是义气，是无知。
　　同时，司法社工邀请父母参加五次家庭教育指导，父亲学会了控制吼骂，母亲学会了放缓语气。帮教中期，小兰想外出打工，司法社工坐下来陪她算账：打工能做什么？工资多少？返校要面对什么？几个回合后，小兰自己说：“还是回去读书。”6个月后，她回到校园。
　　这就是成都未检寻找到的——不是“管住”这些少年，而是“托住”他们，看见困境，也看见微光，陪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

第三次寻找：把经验铺成“路”
　　那些年积累的经验，分散在每个人手里。一个做了十年的司法社工知道怎么问话、怎么写报告、怎么设计帮教方案，这些经验别人很难全部复制。一个检察官摸索出了评估思路，但他调岗了，思路就断了。更深的问题来自实践：司法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时，到底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帮教流程、内容深浅不一，效果参差不齐。
　　成都未检意识到需要再次寻找——把手艺活变成规范活，让这条路可复制、可延续。
　　这一次，他们又等了几年。2024年3月，成都市检察院联合多家单位首次发布司法社工团体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实务指南》；2026年3月，成都市检察院再次发布两项团体标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实务指南》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合适成年人实务指南》。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实务指南》明确细致地规定了调查对象、调查流程、调查内容、调查方法等，查明“为什么犯罪”，为后续司法决定与干预提供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帮教服务实务指南》解决“帮教何时做、怎么做”的问题，该指南从明确服务原则与伦理准则，到明确服务对象、流程、内容及专业方法，再到搭建服务管理、评估改进、保障的支撑体系，为司法社工提供清晰、可落地的操作依据。《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合适成年人实务指南》解决合适成年人“谁来做、怎么做”的履职规范问题，保障讯问等程序环节中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三个团体标准的发布在全国市级检察院都是首次。胡婷婷曾参与标准起草，她说：“有了标准，我履职更有底气了。”
　　回过头看小奇、小兰的案例，司法社工所做的每一次实践，最终被提炼、归纳，写进团体标准里。标准的每一行，都是小奇、小兰们走过的路。

困境在，路也还在延伸
　　目前，司法社工在成都未检的工作板块逐渐拓展到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与监督考察、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测评及心理咨询、法治教育等六大领域。
　　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建提到一个数据，问题少年若走上犯罪道路，国家至少需承担50万元的社会运营成本。在他看来，司法社工服务的购买是社会账也是经济账，但是司法社工的运用还不够普及，所需资源和资金的保障也不稳定。
　　成都高新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景怡婷点出新的困境：司法社工需要链接就业培训、公益活动等社会资源，但社会层面对司法社工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能撬动的资源仍然有限。帮教不只是检察院和司法社工的事，还需要学校、企业、社区伸出援手。
　　成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李东也谈道，希望司法社工组织能承担起构建和运营社会观护基地的职能，从而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
　　让涉罪未成年人重回正轨，做到学校愿意接收、企业愿意给机会、社会愿意接纳，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虽然困境在，但是从最开始“管不了”的焦虑，到“有人陪”的笃定，这段路成都未检已走完十年。
　　十年不是终点。过去十年找到的那些答案——一双看见困境的“眼睛”、一双托住人生的“手”、一套不断生长的规范——或许正是通往未来的路标。下一个十年，探索还在继续。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王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