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

□ 刘合什布
　　十七岁那年的秋天，联产承包的春风刚刚拂过家乡的山坳，我和家人正在玉米地里忙着收割豆谷。一个身穿白色上衣、蓝色裤子，干部模样的人，沿着田埂走来，手里举着一封信问道：“这家人住在哪里？”我直起身，手上还沾着泥，应声说那就是我。撕开信封，薄薄的纸页间，竟是我的警校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十几天后，我走出了生活了十七年的山村。晨露未晞，黄泥小径两旁的草叶湿漉漉的，像离别的泪。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征”，目的地是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一个让全村人都觉得脸上有光的名字。
　　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摇晃，到火车站挤上咣当作响的绿皮火车，在成都庞大而陌生的夜色里懵懂歇了一宿，又辗转隆昌、泸州……当学校的接待车终于在操场上停稳，我站在完全陌生的空旷里，四周是齐整却冷硬的房屋，心里那点离家的欣悦，早已被一种茫然取代。
　　警校的日子里，嘹亮的号声切开每一个清晨。被褥要求叠成见棱见角的“豆腐块”，步伐要踏出同一个声音，这种严丝合缝的秩序，让我这散养了十七年的身子骨，处处感到别扭与束缚。最难熬的是夜晚，白天的紧张如潮水退去，思念便无声地漫上来，没过头顶。我想家，想火塘里毕剥作响的光晕，想母亲在油灯下侧身缝补的背影，想弟妹绕着院坝追逐的笑闹……课本上的字迹在眼前浮动，却一个也进不去心里。甚至有个荒唐的念头像野草般疯长：跑回去，跑回我那山坳里去。
　　学生处的蔡老师，一位面容和蔼的长者，看出了我的失魂落魄。她不常讲大道理，有时只是用力拍拍我的肩：“习惯就好，这里也是家。”有时让学习委员在课余陪我走走，她们的那些话语，像冬日呵出的白气，暖意真切，却散得很快，抵不过心底那阵持久的寒。
　　肠胃的饥渴，往往比精神的更为具体。食堂里，八人一桌，没有凳子，围着站立而食。我正抽条长身体，饭量像个无底洞，定量分来的米饭，几口便见了底，却不好意思明说。同桌有两位女生，心细如发，不知从哪天起，每逢吃饭，我便“自然而然”站在了她们中间。她们吃得慢，也吃得少，总趁着旁人不注意，将碗里的米饭，悄然拨一些到我碗中。起初是脸红推拒，后来是沉默感激。我们之间话很少，但那无声的匀让，成了清苦岁月里最扎实的暖意。
　　学校周边没有围墙，毗邻的农地里，红薯正肥，橘子初黄。夜里饿得慌了，便趁着月色，做一回“偷儿”，潜到地边，用手急急刨开泥土，拽出几个沾泥带土的块茎，跑到远处的水龙头下胡乱一冲，大口啃起来。生红薯的汁液清甜，也带着一股生腥气，为了果腹，顾不得了。若能有一碗小卖部的面条，更是无上的奢侈——素面一毛，荤面一毛二，清汤里浮着点点油花，撒着碧绿的葱花。若有哪位手头稍宽裕的同学请上一碗，那一夜的梦，定然是安稳而丰足的。
　　两年的光阴，就在这号声、汗水、思念与偶尔的“甘甜”里流走了。工作，是另一条更漫长的路。我努力地走，不敢懈怠，然而，心里总有一块地方空落落的，是那两年站着吃饭时，对知识的饥渴留下的后遗症。于是，工资的一大部分，变成了书籍报刊，闲暇的时光，交付给了纸笔。又一年，一个机会叩门——我考入干部管理学院公安管理专业，得以脱产学习两年。
　　第二次来到泸州，心境已然不同。我和另一位同事，是全校仅有的两个完全自费读书的人，因而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珍惜得近乎虔诚。学院的图书馆成了我的圣地，而对街泸州市图书馆那更为浩瀚的书海，则是我周末的全部向往。我在字里行间跋涉，在理论与案例中思索，像一块干涸太久的土地，贪婪吮吸每一滴雨水。这两年，安静而饱满，它没有警校的号角嘹亮，却在我生命的底层，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奠基。我忽然明白，路不止是脚下走的，更是往脑子里走的，往精神深处走的。
　　此后，这“往脑子里走路”的习惯，便再也停不下来。工作的间隙，生活的琐碎里，我完成了法律专业本科与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学业。读书、写作，将基层的纷繁、工作上的体会、人情的冷暖，一字一句地反刍锤炼，最终凝结成一本名为《基层悟语》的册子。当它由民族出版社印出，散发着油墨清香捧在手中时，我摩挲着粗糙的封面，想起的却是十七岁那年秋天，离家时脚下那条满是尘土的黄泥路。
　　这条路，从大山深处蜿蜒而出，穿过警校严整的操场，穿过干部学院深夜不熄的灯光，穿过无数个伏案疾书的夜晚，一直延伸到此刻我的脚下。并且，我知道，它还会继续向前延伸。
　　这条路，将我带离了祖辈循环往复的轨迹，让我看见了群山之外的天穹；这条路，也让我最终懂得，所有的远行，或许都是为了在更开阔的世界里，找到那个能让内心安稳的故乡。 （作者单位：凉山州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