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和解

一起立案监督案背后的“枫桥经验”新津检察实践

谢玉虹带队，到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单位核算车损金额

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今年4月1日，在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检察官的见证下，一场持续近一年的矛盾纠纷画上了圆满句号。当事人曾某当场收到3.9万元赔偿款，黄某真诚赔礼道歉，双方握手言和。曾某自愿撤回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一场因交通事故引发的刑事追诉争议，最终以民事和解的方式落下帷幕。
　　这起案件的妥善办理，并非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柔性司法”理念化解基层矛盾的一次生动实践。案件背后，检察机关如何跳出“就案办案”的窠臼，将矛盾化解贯穿于法律监督全过程？如何在法理情的平衡中，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案件困局
一起刑民交织的“棘手案”
　　2025年1月21日晚，黄某饮酒后驾驶一辆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在成都市新津区某路口闯红灯，与曾某驾驶的一辆小型越野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黄某弃车逃逸，被曾某追上控制并报警。经鉴定，黄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82.6mg/ 100mL，达到醉酒标准；涉案电动三轮车被认定为“机动车”；黄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公安机关结合黄某之前的酒驾行为，一并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吊销其驾驶证。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典型的危险驾驶案件。然而，公安机关经审查后，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理由是涉案电动三轮车虽经鉴定为“机动车”，但基于司法实践中的审慎入刑原则，以及公众对电动三轮车认知的普遍偏差，不宜将其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因此，黄某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2025年2月，公安机关发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这一决定引发了曾某的强烈不满。他的越野车受损严重，赔偿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而黄某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曾某不服，于今年2月向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提出刑事立案监督申请。
　　至此，这起案件呈现出鲜明的“刑民交织”特征：法律定性上存在争议，民事赔偿数额分歧巨大，当事人情绪对立严重。如果检察机关仅仅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进行书面审查，作出“维持”结论，程序上并无不妥，但矛盾不仅无法化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

破题之道
领导包案与“亲历性审查”
　　面对这个“硬骨头”，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没有选择简单处理，而是迅速启动领导包案制度，由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谢玉虹包案办理，院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全程统筹审查、调解、协调等工作。
　　谢玉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案下访。谢玉虹没有局限于书面审查，而是深入实地调查，与双方当事人逐一面对面沟通。在倾听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曾某之所以执意要求追究黄某的刑事责任，根源在于双方对车损赔偿数额的分歧过大，矛盾不断升级，曾某希望通过刑事追诉施压，而黄某则认为对方要价过高，双方陷入“信任僵局”。
　　这一发现，让案件的突破口豁然开朗。“矛盾纠纷的‘症结’不在刑事追诉，而在民事赔偿。”谢玉虹迅速明确了办案方向：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在法律上并无不当，但不能止步于此，必须将工作重心转向矛盾化解，促成合理赔偿，实现息诉罢访。

“和解五法”
柔性司法的“组合拳”
　　方向明确后，如何具体推进？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创新运用“和解五法”，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复制的检察实践。
　　第一招：“背靠背”法——隔离矛盾，平复情绪。针对双方情绪对立严重的现实，检察官采取分别沟通的方式，先“背靠背”再“面对面”。一方面，向曾某详细解释危险驾驶罪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帮助他理性认识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向黄某阐明其行为的过错程度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避免其逃避心态，为理性对话打下基础。
　　第二招：“利益均衡”法——消解过高期待，寻求共识。赔偿数额是双方争执的焦点。曾某提出的赔偿要求较高，黄某难以接受。检察官没有简单地“和稀泥”，而是立足公平原则，引导双方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最大公约数”，通过反复沟通、测算，逐步缩小分歧，让双方认识到只有达成和解，才能避免讼累，实现双赢。
　　第三招：“借力化解”法——创新估价机制，破解信任僵局。这是该案矛盾化解的“点睛之笔”。双方之所以谈不拢，核心在于对车损金额的认定各执一词，互不信任。对此，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创新提出第三方估价方案：从成都市财政局公布的成都市新津区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单位中，随机抽取3家作为评估机构，由谢玉虹带队，陪同双方当事人逐家上门核算，全程监督车辆运输、拆解、检测、估价等环节，确保过程公开透明。这一做法既回避了“官方指定”可能带来的质疑，又杜绝了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偏向性，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透明。最终，3家机构给出的估价结果高度一致，双方心服口服，以此为基础确定了3.9万元的赔偿金额。
　　第四招：“情义融化”法——引导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在赔偿金额确定后，检察官没有止步于“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继续引导双方换位思考。黄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对曾某造成的损失，真诚赔礼道歉；曾某也在了解法律规定后，体谅黄某的难处，自愿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诉求。法律之外的人情温度，让“对立”转化为“和解”。

闭环机制
从“案结”到“事了人和”
　　在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检察官的见证下，双方签订和解协议，黄某支付赔偿款后，曾某当场提交《撤回刑事立案监督申请书》。至此，这起案件实现了从“核查事实—搭建平台—落实赔偿—结案确认—息诉罢访”的全流程闭环。
　　这一闭环机制的建立，是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立案监督工作的制度创新。它意味着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不再局限于程序性审查和书面答复，而是立足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建立“核查—调解—总结”的工作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举措，确保矛盾不激化、不反弹、不留后患。
　　从对立到和解，从信访到息访，这起案件见证了成都市新津区检察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坚定步伐。他们没有简单地将矛盾推回社会，而是以“柔性司法”的智慧，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最优解，在法理情交融中实现公平正义。当黄某和曾某在和解协议上签字、握手的那一刻，检察机关用实际行动证明——法律监督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基层治理不仅需要刚性规则，更需要柔性智慧。这，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检察实践中最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