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干警与同理心

□ 张友文
　　偶翻刘哲的《法律人的同理心》（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并细读孙明华的中篇小说《抬头仰望》（《啄木鸟》2017年第6期），有一些感悟。
　　《抬头仰望》中的“我”（派出所赵小锐副所长）是故事的叙述者。此作第一句是“我习惯仰望”，与题旨高度契合。刚开始，笔者以为“仰望”是往高处爬，即捞取一官半职什么的。随着情节的推进，才知误读。原来“仰望”是隐喻，指心中信念尚存或从警初心不改或同理心犹在。
　　实际上，赵小锐本人并不向往高处，倒是他的婆娘周大兰为他的职务晋升绞尽脑汁，遂四处托关系，甚至找到退休的副市长那儿去了，而让赵小锐真正上心的是李美凤丈夫的死因，因为他还有一颗同理心。“同理心”并非感情泛滥，而是换位思考，即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换言之，走进当事人的内心，理解他们的不易，剖析其作案动作，甚至与他们同歌哭，并综合考量天理、国法和人情，从而生发出人性化的司法理念。
　　《抬头仰望》中，李美凤丈夫的死因之所以发生大反转，得益于“我”的一颗同理心。同理心不仅让我们能够接近实体的公正，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够预防机械执法。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接地气的公安小说则是现实公安工作的投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明代那些善于“描摹世态，见其炎凉”的小说称为“世情书”。汤哲声教授说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当代社会的“世情书”，因为它承续着中国传统小说而来，保持着“世情书”的特点。《抬头仰望》这篇公安小说与时俱进，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运动的总趋势，以其开阔的艺术视野实录公安工作，烛照现实，直至直击人物的灵魂深处。
　　小说中的派出所所长高伟没有同理心，他机械执法——把李美凤送到精神病院。高伟这么做是按法律程序办事，或是迎合某人的暗示，或按上级指示办，这本身并没有错，毕竟李美凤的行为不当，为此被多次拘留。机械执法办案，看似快捷省心，也不须承担法律责任，却埋下了社会隐患。因为机械执法的危害很大，不仅有损公平公正，甚至会引发悲剧，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逐步完善，当下司法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转移到减少和避免机械执法上来。笔者以为，机械执法则是不具同理心的表征。机械执法传递给当事人的是冰冷感。俗话说“法不外乎人情”。法律源于人情，情理是法律的精神。因此，办案人员不能变成一架执法机器，而应该是有灵魂、有担当、有良知的人；具备同理心、共情能力和热情，且愿意深究案件发生的真实原因，正如电影《第二十条》中三起正当防卫案那样。如果执法办案人员不具同理心，只看表象，而不去探究案件背后的真相，案件的性质就不会发生大反转。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面铺开的今天，多读文史哲“无用之书”，可以充实大脑、愉悦心灵，同时还可以强化我们读者的“同理心”。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与杨仕德薛尚谦书》）。要想让当事人、犯罪嫌疑人或歹徒心服口服，办案人员除了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之外，还要在“心”上下功夫，即打开其心扉，这就需要智慧，这就需要有同理心。
　　同理心的有无是区别人与低等动物的重要标识，是司法善治的关键。作为人，必须学会对同类感同身受，学会理解和包容，也就是站在当事的人角度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方能释放善意，并收获更多的善意。
　　政法干警有时会产生职业倦怠感，例如案件办得多了，就会产生审美疲劳或麻木感，便成了一架办案的机器。在这个背景下，多读书尤其是多读法治文学作品，对政法干警而言意义非凡。美国的雷蒙德·卡佛曾说：“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政法干警应具有同理心，这一观点在当前政法系统中已被广泛强调并付诸实践。一些资料表明，同理心不仅是提升执法温度的关键，更是增强法治公信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湖北省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