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如何始终保持精准刻度

——关于最高检工作报告中“严厉打击跨境电诈犯罪”的思考

本期嘉宾
李怀胜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蕤洁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川法治报公益律师团成员
尚响军 北京首信（成都）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四川法治报公益律师团成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检工作报告亮出“战果”：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6.9万人。将视线拉回四川——2025年，全省法院审理电诈及关联案件5190件，追赃挽损2.9亿元；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治3894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9000余起，挽回群众损失6亿余元，见面劝阻48万余人次，避免损失5.75亿元。
　　这组数字，标注着我国打击电诈犯罪的力度，释放出依法从严的强烈信号，表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虚拟世界也需朗朗乾坤”。与此同时，一个更深层的法治命题也浮出水面：当“依法严厉打击”成为总方针，如何实现打击力度与法治精度的统一？
　　带着这个问题，本报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教授，以及长期办理电诈关联案件的北京首信（成都）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尚响军、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蕤洁，从辩方与学界的视角，展开一场深度法治观察。

“宽严相济”如何落地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漫长，从境外组织者、骨干分子，到被高薪诱骗出境的“务工者”，再到出租银行卡的大学生、家庭主妇——涉案人员身份复杂，层级差异极大。
　　“罚当其罪”如何实现？最高检曾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把握作了规定：落实宽严相济总体要求、突出重点从严打击、区分对象从宽处理。
　　尚响军在司法实践中感受到了这些规定的成果：“目前，司法实践在分层处理上已有很大进步，顶层设计者与底层‘工具人’的量刑差距已经拉开。”但他同时指出，“罚当其罪”仍有精细化空间，部分案件中，因证据收集困难或主观明知认定模糊，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他举例，一些底层“工具人”因无法充分证明主观不知情被过度追诉。
　　蔡蕤洁带来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刚满18周岁的青年，在网络上出借银行卡，仅获利150元，最终被追诉。”她介绍，团队推动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最终依法获得相对不起诉，为其保留了无犯罪记录、重返社会的机会。
　　李怀胜从政策层面梳理了“宽严相济”的应然边界。他表示，“严”应主要体现在三个环节：一是源头打击，对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及骨干成员依法从严惩处；二是关键链条，对提供技术支持、非法支付结算、推广引流等帮助行为的产业链严惩不贷；三是屡教不改，对再犯者依法从重。“宽”则留给两类人群：一是被动卷入的从犯，特别是被诱骗、胁迫参与、作用轻微且认罪认罚的底层“打工者”；二是积极悔罪者，对主动投案、积极退赃、协助抓获主犯的人员依法从宽。
　　他特别强调：“划清界限的关键，在于紧扣犯罪嫌疑人在整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及悔罪表现，将‘严’对准首恶与核心环节，将‘宽’给予情节轻微且真诚悔过的边缘参与者，从而实现精准打击与教育感化的统一。”

法治的底线如何守护？
　　当前全社会对电诈犯罪深恶痛绝，司法机关也保持着高压打击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辩护是否面临特殊挑战？面对这个问题，两名律师的回答坦诚而坚定。
　　在尚响军看来，行使辩护权“不是为犯罪行为开脱，而是确保每一个被告人在汹涌的民意和强大的公权力面前，仍能被当作一个法律上的人来对待。只有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才能确保案件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蔡蕤洁则用一句话点明自己的立场：“严打不是乱打，从重不是无度。坚守辩护权，不是为犯罪开脱，而是防止错案、防止轻罪重判，确保不冤枉无辜、不放纵主犯，这是司法公正的底线。”
　　“制度的刚性需要程序的柔性来平衡，辩护权的存在，正是这种平衡的关键支点。”李怀胜说道。

主观明知如何认定？
　　蔡蕤洁提出，“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近年来电诈关联案件中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这一罪名的适用边界，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尚响军点出核心问题：帮信罪“主观明知只要求概括性”——法律只要求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利用网络犯罪即可，不要求具体细节。他表示：“这个标准容易被泛化，而我们辩护的重点，恰恰在于守住这条底线——通过证据细节，证明被告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或者对方的欺骗手段是否超出了其预见范围。辩护的本质，就是区分出哪些是真的‘心里有数’，哪些是真的‘一无所知’。”
　　蔡蕤洁呼应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帮信罪的核心辩护难点，正是主观明知的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坚决防止客观归罪。她以自己办理的案件为例，“那些真正在境外实施诈骗的被告人，我们代理得极少。我们代理的绝大多数是被卷入犯罪链条的普通人。律师的职责，就是坚守法治尺度，在法律框架内，既守护社会正义，也保障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李怀胜则认为，帮信罪的适用有合理性，但也确实存在“口袋化”的风险。关键在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既要发挥其堵截犯罪链条的制度功能，又要防止因其边界模糊而伤及无辜。

从“运动式打击”到“常态化治理”
　　缅北“四大家族”的覆灭是我国打击跨境电诈犯罪的一个标志性战果。但犯罪窝点可能转移，犯罪手法会不断迭代——如何避免“打了一波、换地方再来一波”的循环？李怀胜提出核心观点：“立法与司法需协同发力，从‘运动式打击’转向‘常态化治理’。”
　　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针对资金链路、通信工具等关键要素确立严格的行业监管标准，压实金融、通信、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从源头堵住“实名不实人”等监管漏洞。“最近公布的《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就体现了上述思想。”李怀胜说道。
　　在司法上，不仅要坚持“总体从严”，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骨干依法重判，更要深化全链条打击，将追赃挽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以“打财断血”铲除犯罪的经济基础。
　　李怀胜表示，跨境司法协作的常态化与机制化是解决取证难题的根本出路。“通过建立情报共享、联合执法、证据互认及逃犯引渡等长效合作机制，挤压犯罪集团的生存空间，使其无法通过转移窝点来逃避法律制裁。缅北‘四大家族’案的成功办理，正是这一机制发力的体现。”
　　在平台责任上，他提出“守门人”责任的四重落实路径：“首先要实现责任法定化，明确平台在实名核验、异常监测、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具体义务；其次要推动标准精细化，使平台明确‘如何做’才算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再次要强化问责实质化，对怠于履行防诈义务导致严重后果的平台进行依法追责；最后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引导平台将反诈投入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严打不是乱打，从重不是无度。证据规则、辩护权利、程序正义这些看似“添麻烦”的法治要素，构成了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堤坝”。正如尚响军所言：“程序合规不是‘找茬’，而是为实体正义设立‘安检门’。”
　　这道“安检门”的存在，不是为了阻挡打击犯罪的脚步，而是为了确保每一次打击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审视，法治能始终保持它的精准刻度。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王一多 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