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费23576元误购两张国际航班机票,几分钟后退票被扣1万元

    退改费“固定数额”条款或被认定为无效

  • 法律眼
      退票规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是航司为重复使用而单方预先拟定、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条款。“一刀切”的“固定数额”背离了违约金“填平损失”的原理。
      “短时误购”缺少强制性的冷静期底线,航司才有空间用“固定数额”代替阶梯收费。从技术可行性、保护消费者两个角度看,民航参照铁路引入“冷静期”具备一定合理性,也符合行业改进方向。
      航司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要看提示能否让普通消费者真正注意到——是否加粗、放大,是否设置弹窗提醒,是否在付款关键节点直接呈现。

      近日,江苏省的贾先生向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反映,8月8日凌晨2时许,他在手机上购买了两张当天13点起飞的海南航空国际联程商务舱机票,目的地为墨尔本,单张票价11788元,两张合计23576元。付款后,他意识到买错,随即申请退票,此时距离付款仅过去几分钟。然而,系统直接提示退票费高达1万元,收取比例超过票价的42%。
      从凌晨2点到起飞前不足1小时,贾先生一直与海南航空交涉退票费问题,先后拨打了14个电话,但始终没有找到减少损失的解决办法,最终无奈接受了这个退票方案。贾先生表示,事后他要求航司就该笔退票费出示收费依据、对应法规或备案文件,但对方始终没有出具。
      这起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引发网友们的广泛讨论。航司“一刀切”的固定退票费是否等于合理收费?买机票为何不像买火车票那样设置“短时误购免费退票”的冷静期?凌晨、手机端、快速点击的场景下,航司退票规则公示在“预订说明”的二级菜单里,是否尽到了法律要求的提示说明义务?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恪序律师事务所主任李爽,从法律角度对这起事件进行解读。

    退改费“固定数额”是否等于“合理”?
      据记者调查,海南航空等部分航司针对国际航班的退改费,未按票价面额和退票时间定价,而是从买票起到起飞前均为“固定数额”。截至2026年11月16日,记者在海南航空App(手机应用软件)上看到,2026年11月18日,成都飞悉尼,去程机票含税价格2498元,在退改签说明内容里显示,“变更费(每次):起飞前800元、起飞后2000元;退票费(每次):起飞前1200元,起飞后2400元”。
      “首先要厘清这笔钱的定性。”李爽表示,“机票没有被使用,座位没有被实际占用,航司也没有提供实际服务,所以它不能算‘服务对价’;提前退票是旅客行使解除权的正当安排,所以也算不上‘惩罚’。在法律上,它的实质是违约金。”既然是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旅客可以请求法院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给出了一条参考线: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李爽进一步分析指出,退票规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是航司为重复使用而单方预先拟定、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条款。“一刀切”的“固定数额”背离了违约金“填平损失”的原理。正常退改签规则应随距起飞时间远近和票价高低两个变量调整,但现实中,部分航司对2498元的机票收取上千元退票费,约为票价的40%;对11788元的商务舱,无论起飞前几小时还是几分钟退票,都按约票价的42%收取退票费,约合5000元。无论哪种情形,收费都与“实际损失”这一基准相去甚远。
      “贾先生遭遇的这起事件中,航司既拿不出损失测算,也拿不出备案依据,属于举证不能。”李爽说,这一“固定数额”条款有较大可能被认定为“不合理地加重对方责任”而无效;即便条款有效,明显高于实际损失的退票费也可能被法院酌减。

    铁路购票有“冷静期”,民航为何做不到?
      今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误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支付成功后30分钟内、开车前4小时以上,即可线上免费办理退票。2018年,中国民航局也曾发布通知,要求航司制定机票退改签“阶梯费率”,但对“短时误购”场景并未设置强制性冷静期规则。
      李爽表示,旅客最朴素的质疑是:铁路有“30分钟免费退票”的冷静期,民航为什么做不到?根源在于两套不同的制度安排。铁路退票规则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制定,票源和座位高度集中,技术上是识别“短时误购、即时回库补售”,空座损失几乎为零,设置冷静期成本极低。
      李爽介绍,中国民航局2018年发出的通知要求航司按票价高低、距起飞时间远近分档收费,同时提出“错购补救”——航司无法证明旅客不是错购的,均应视为错购并提供免费退票等服务。但整体来看,这些要求偏原则、偏框架,具体分几档、每档收多少,仍由各航司自行确定。加上国际航线、商务舱的空座更难补售,监管上就把退改签收费自主权更多交给了航司。
      李爽认为,“短时误购”缺少强制性的冷静期底线,航司才有空间用“固定数额”代替阶梯收费。从技术可行性、保护消费者两个角度看,民航部门参照铁路部门引入“冷静期”具备一定合理性,也符合行业改进方向。

    App“公示”就等于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格式条款的‘公示’不等于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李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要求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并在对方要求时予以说明。航司把退票细则公示在“预订说明”的二级菜单里,并不等于已经“合理”地提示到位。是否尽到义务,要看提示能否让普通消费者真正注意到——是否加粗、放大,是否设置弹窗提醒,是否在付款关键节点直接呈现。
      李爽特别指出,这一事件的场景对旅客尤为不利:夜间用手机下单本就容易出错,加上时间仓促,和高额退票费直接相关的条款如果既未突出提示、也未清楚解释计算方式,航司要主张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会面临不小障碍。再加上贾先生要求出示收费依据等文件,航司却拿不出来,在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上确有欠缺。
      李爽提醒广大消费者,遇到此类问题,维权路径有三条:一是航司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可主张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二是退票费条款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可主张该条款无效;三是退票费明显超出实际损失的,可请求法院酌减。“但是,消费者的各类主张能否得到支持,最终仍要由法院结合个案事实进行认定。”李爽说。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刘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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