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花坛藏尸案”一审宣判：一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死缓

掩埋 28 年的罪与责怎么被法律确认下来

央视报道截图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昌文 陈博

观点呈现
　　●借债杀人摧毁的是社会信任的底座。把善意当成可以下手的薄弱处，把信任当成捕猎的入口，伤的就不是一个人。
　　●法律要回答的，不是“谁的手掐在脖子上”，而是“谁的心里先动了杀念，谁的行动让杀念落了地”！
　　●刑事诉讼法已把禁止有罪推定原则法定化，这条原则不是给坏人留门，而是给每个普通人留一道防线——谁都有可能成为被围观的那一个。

　　2025年6月，泸州公交商城顶楼翻修，工人抡起锤子敲开花坛，一具蜷曲的白骨重见天日，经DNA比对确认，死者是1997年除夕前失踪的服装商贩吴某萍。那天她是去要账的——1996年借出的4万元，说好第二年农历新年前还——但她上了那栋楼后再没能下来……
　　2026年11月10日，泸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陈某芬犯故意杀人罪、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7万元；被告人杨某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某的诉讼请求。
　　从敲开花坛到案件告破，再到今年7月10日开庭，最终到法槌落下，这起“借出4万元反被灭口”的命案持续上热搜。在这场情绪宣泄背后，更需要探究的是：这份被埋了28年的真相是怎么被一寸一寸挖出来的，又是怎么被法律确认下来。本报记者采访了法学博士、成都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省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海峰，多维度对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读，他表示，“判决书将责任区分得很到位，完全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恶不是一瞬间而是一条链
　　法院查明的事实，比传闻更冷。1996年，陈某芬向吴某萍借款4万元，约定次年农历新年前归还。1997年初，为甩掉这笔债，她向丈夫杨某根提出杀掉吴某萍，杨某根同意。1997年2月1日，陈某芬以还钱为名把吴某萍约到一处仓库，示意杨某根伺机动手。趁吴某萍低头清点款项，杨某根双手扼住她的脖子，直到她不再动弹。当晚，两人把尸体转移到楼顶，埋进花坛。
　　“很多人习惯把命案理解成某一秒的失控。这个案子不是。”李海峰说，“从借钱那天起就在铺路，先制造见面的理由，再挑没人的地方，最后备好让尸体和身份同时消失的办法。法律看故意杀人，看的不是手什么时候伸出去，而是这条链什么时候开始搭。”
　　李海峰表示，第一层，借债杀人摧毁的是社会信任的底座。4万元对一个做服装小生意的人不是零钱，吴某萍肯借，是相信对方会还；她肯上门，是相信这趟路走得回来。“把善意当成可以下手的薄弱处，把信任当成捕猎的入口，伤的就不是一个人。”李海峰说。
　　第二层，埋尸与长期反侦查，是对司法秩序的第二次挑衅。装袋、转移、抬上楼顶、覆土，是物理层面的毁证。此后二十多年，则是制度层面的持续对抗。判决书表明：2004年5月、2011年3月、2025年1月，陈某芬三次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办理户籍和身份证件；2008年至2025年，她拿这些假证办护照、港澳台通行证，订机票、买火车票、住宿、购房，还多次偷越国（边）境，去过香港、澳门、韩国、美国。“这不是逃跑，是一套工程。”李海峰解释说，“每一步都在抬高国家查明事实的成本。”这些行为没有被故意杀人罪吞掉，而是单独评价为伪造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偷越国（边）境罪，与杀人罪并罚。
　　第三层，翻供与分工争议，是庭审真正的技术焦点。陈某芬庭上“认事实、推分工”，称受杨某根怂恿，其狡辩的逻辑是谁掐的脖子谁才是主犯，没动手的就是从犯甚至被胁迫。但共同犯罪看的是：事前有无合意、事中是否分工协作、事后是否共同逃避。没亲手掐，不等于只是帮凶；设局诱骗、买铲埋尸、长期共逃，每一步都是共同正犯的一部分。法律要回答的，不是“谁的手掐在脖子上”，而是“谁的心里先动了杀念，谁的行动让杀念落了地”！

流量舆论如何不抢法槌？
　　案子一破，舆论引爆。白骨、整容、潜逃28年、10岁孩子找妈、家属不要赔偿只求死刑——单拎一个都够上热搜。标题更是一路加码：“女魔头”“杀人偿命立即执行”“28年白骨泪崩”。
　　李海峰表示，情绪有真实的来处，一个母亲消失28年、一个孩子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长大、公众要一个说法，理所应当，但情绪成立，不等于结论成立。
　　“无罪推定保护的从来不只是被告人。”李海峰说，今天凭热搜定一个人该死，明天就可能凭热搜定另一个人有罪。刑事诉讼法已把禁止有罪推定原则法定化，这条原则不是给坏人留门，是给每个普通人留一道防线——谁都有可能成为被围观的那一个。
　　“家属‘不要赔偿、只求死刑’，是情感诉求，不是法律结论。判决书写的是事实与法律，不是谁喊得响。”李海峰表示，故意杀人罪不属于刑事和解的范围，“谅解”只是酌定从轻情节，从来不是法定出罪通道；反过来，不谅解也不等于法院必须从重。
　　李海峰表示，流量叙事的三类失真需要警惕。一是情节猎奇化——只讲整容潜逃，不讲证据规则；二是结论前置化——必须死刑变成唯一政治正确，忽略从犯认定、追诉时效、数罪并罚等需要法庭平衡的问题；三是把翻供描绘成毫无悔意——翻供是辩护权的一部分，法院评价的是翻供是否有事实依据，而不是用翻供本身来加重刑罚。
　　“舆论该做的，是把愤怒翻译成可验证问题：谁策划诱骗？谁买铲？谁抬尸？身份怎么洗白？客观证据闭没闭环？死刑适用够不够门槛？热搜能燃起流量，燃不出正义。舆论该举灯照路，不抢法槌。”李海峰如是说道。

不谅解，是关掉了从宽通道
　　“28年容易被误读成犯罪者的安全期，其实是司法能力的刻度。”李海峰说，从1997年2月1日到2025年6月，隔着28年零4个月，当年户籍信息未联网，DNA库没有普及，一个人改名换证、出境漂白，确实可能从缝里滑出去。今天的工具箱不一样了：人像比对、全国DNA数据库、出入境轨迹回溯、电子档案交叉验证。“消失的人越来越难真正消失，这不是运气，是刑事技术往前走的结果。本案的重启，正好落在这两条规则的交叉点上。时间飞逝，立案记录不会湮灭；花坛埋得住尸骨，埋不住追诉程序。”他说。
　　有一组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赔偿与谅解。吴某萍的儿子黄平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案发后，二被告人家属已代为赔偿12万元，法院认定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应当赔偿，因已足额赔付，诉请不再支持。赔偿到位，刑期减不减？判决书给了明确回答：陈某芬“虽有赔偿情节，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李海峰对此解读称：不谅解，不等于必须从重，只是关掉了从宽通道；赔了钱，也不等于必然从轻，只是可衡量的酌定情节；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民事部分，仍可依法主张。
　　最后落到死刑裁量。刑法给的是三级刻度：死刑立即执行，死缓，死缓限制减刑。李海峰进一步解读称，本案从重情节是堆起来的：预谋、图财、埋尸、二十余年反侦查、归案后未如实供认，判决书用的词是“动机极其卑劣，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但两个人得分开称量：杨某根是直接实施者，作用积极，却有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等情节，法院据此认定“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陈某芬相对主导，几乎没有从宽空间。
　　“判死刑立即执行，要论证为什么必须立即执行；判死缓，要说明为什么还留有复核的余地。”李海峰表示，刻度尺上每移动一毫米都得给出理由，一个立即执行，一个缓期二年，纸面只差几个字，背后是两套分别写过的理由。

记 者 手 记
跨代的正义
　　吴某萍失踪那年，儿子黄平10岁。28年里，他要找的不是一个说法，是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法槌落下，这个答案终于有了。
　　正义不只落在刑事档案里，也落在“让活下来的人重新站住”。28年前，一个母亲消失在除夕前的寒风里；28年后，白骨重见天日，真相浮出水面。这份迟到的正义，最不该换来的是一场情绪狂欢。母亲被记住，事实被确认，法度被尊重。这三件事做到了，迟到的正义才算真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