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昌文）当恋爱关系终止时，情侣间曾经的转账记录却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近日，成都市新津区法院审结一起因恋爱赠与款项引发的赠与合同纠纷案，因赵某未与追求对象郑某达成借贷合意，法院并未支持其提出的返还追求期间赠与财物的诉求。
　　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成都从事软件行业的赵某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了郑某。聚会结束后，赵某向郑某发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势。为表达爱意，自2017年12月开始，赵某通过支付宝向郑某转款。2018年3月，得知郑某买车还差一些钱，赵某向其转账2万元。2018年8月，新款苹果手机发布时，赵某又通过某网购平台花费5499元给郑某买了一部新款苹果手机……赵某在一年多时间里“豪掷千金”，但还是没能赢得郑某的芳心，这段追求无疾而终。2019年4月至10月，郑某通过支付宝向赵某转账12000元，声称是归还其买车时赵某的借款。
　　2024年5月开始，意难平的赵某陆续多次向郑某发短信催还款，同年10月，郑某短信回复其“8000”。赵某提出“去除手机、化妆品及买的其他东西，你欠我的也不只这个数”，双方彻底闹崩。今年3月，赵某将郑某诉至成都市新津区法院，请求判令郑某返还口头借款17000余元和购买手机的5499元。
　　庭审中，郑某辩称，赵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且双方从未达成借贷合意，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赵某在追求自己期间的转款及购买手机属于自愿行为，是为增进感情而进行的赠与，并未存在欺诈或胁迫手段，也不存在返还条件。
　　法院审理查明，赵某向郑某转款及邮寄手机期间，赵某正处于追求郑某的状态，双方未建立正式恋爱关系，也未同居或共同生活。法院认定，赵某在未提交双方聊天记录、电话记录、借据等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情况下，仅凭催款、还款记录不足以证明双方在款项形成时具有借贷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对于赵某与郑某之间的转款及手机款，法院认为属于赵某为与郑某建立恋爱关系而进行的赠与行为。郑某接受赠与，赠与合同成立。但考虑到郑某在赵某要求归还款项时，通过转账方式归还12000元，并在短信中明确表示愿意归还8000元，法院判决郑某支付赵某8000元，并驳回赵某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若存在结婚合意，可能被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如以结婚购房、筹备婚礼为由转账数万元，在婚约未达成时收受方需依法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量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信息、双方经济能力及款项实际用途进行判定：明显超出日常情谊的大额转账（如短期内赠与10万元且备注“购房款”），即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隐含婚约条件被要求返还；而小额节日红包（如520、1314元）或共同生活支出则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