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判决后，本应长舒一口气的史法官，看着手机上一连串的微信消息陷入了沉思。原来，是收到了判决书的当事人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回想起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的态度，史法官不禁感到一阵头疼，难道就这样一判了之？转念一想，案子是结了，可是当事人的心结解开了吗？想到这里，她静下心来，听完了40多条语音，决定约双方当事人再来成都市郫都区法院一趟。
　　这一切的故事还要从一栋花园洋房装修讲起。

房屋装修引发纠纷
　　2022年12月，业主小王与小李签订《装修合同》，由小李对小王的农村自建房进行装修。工期3个月，总价款40余万元。
　　2023年4月，双方就装修事宜发生纠纷。小王发信息说：“你手底下没人就不该接这个活！从3月拖到5月，现在几乎没一处可交工。到处乱七八糟，真把我坑惨了。”2023年6月，小李声称装修完成，自行退场。2024年1月，小李因小王未支付尾款，向郫都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尾款18万余元。诉讼过程中，小王提起反诉，主张小李一方存在工程未完工、完工部分有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擅自离场等严重违约行为，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赔偿违约金32万元，并承担相应维修责任。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首先想到的是能否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在通知双方到场后，随着庭审的推进，双方当事人围绕装修完成情况、工程质量、违约情况争吵不断。在装修质量的认定上，双方更是各执一词。
　　小王：“他过年前保全我，我连新年都没有过好，在家里丢尽了面子。”
　　小李：“我没拿到钱，也没有把年过好。”小王：“我也要告他，他的装修有质量问题，必须赔钱！”
　　小李：“我的装修没有问题，他凭什么说有质量问题。”

解法结更解心结
　　在第一次开庭后，为确保各方当事人权益不受损害，尽可能化解矛盾，也查清楚案涉装饰装修工程的具体情况。承办法官决定组织开展现场勘验。
　　没想到的是，来到现场的双方情绪更加激动，险些发生肢体冲突。事已至此，经验丰富的承办法官判断，一味地依靠调解，不仅无法化解矛盾，还可能让矛盾进一步激化，必须先对双方矛盾进行充分查明，才有实现和解的可能。于是，在依法展开鉴定的基础上，郫都区法院作出了判决：业主小王须向小李支付工程款7万余元。
　　然而，一纸判决虽能明辨是非，但未必能彻底消弭纷争。判决发出当天，小王就找了过来。小王不解，法院为什么不支持自己主张的逾期完工损失？为什么不支持自己要求对方继续施工完成装修的请求？在收到接连不断的数十条语音信息后，史法官决定“实质性解决纠纷”。于是，她第一时间约来双方当事人，拿着判决书，一字一句、一行一页地向双方解释裁判思路、认定依据、判决理由，开展判后答疑。
　　“小王，在原告首先违约的情况下，你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并无不当，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上一方面要根据您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要考量是否合适……”“你同时主张了逾期完工违约金和逾期完工损失，违约金的目的在于填补守约方损失，以实际损失的发生为前提，判决支持了前者，而后者其实已经在违约金当中予以弥补。”“至于小李，为什么没有支持你这边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在咱们之前的付款记录当中，业主都是按时支付了相应款项的。”
　　面对说理清晰的文书和法官的充分说明，最终，小王和小李均服判息诉，双方握手言和。
　　202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 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强化一、二审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正面回应当事人诉辩意见，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
　　明确的规范既是要求，也是指引。一直以来，成都法院的法官们在办案中坚持抓实释法明理、判后答疑等工作，把“案结事了”放在重要位置，争取做到解“法结”，更解人民群众“心结”，促进矛盾纠纷“一次性实质化解决”。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郝飞